所以这个运动之后，延安1942年后，人员是完全停止交往，各个单位停止交往，本单位互相之间也停止交往。延安所有的单位都修土墙，这个土墙是自己修的，我也修过，把自己包围起来。整个延安分成了几十块，包起来了，互相之间有几年没有来往，1942年到1945年都不来往了。

围墙围着都有收发室，有很大的收发室。其他的根据地继续在干，1944年还在干。甘宁边区其他的专区也在继续干，为什么还要继续干，弄不懂。已经发现延安的特务全是假的了，为什么还要在其他解放区继续干。

这段时期我自己本人几乎不在延安。我是1942年1月27日黎明之前从杨家岭出发，张闻天带着一个到晋西北的农村调查团，团员有八九个，是从中央各部调的，我跟着去。因此这一段时间这些事件我可以说是根本没参加，对这些事情的细节不太了解。

但是到1943年4月，张闻天已经先调回到延安一个多月了，一个电报，调我回延安，是地委专门来通知我的。我就回延安了，一个人回来的。回来之后，我就参加了一两个月筑围墙的劳动。另外就发现，到食堂去吃饭为什么要互相看着，两个人看一个人，我就发现不允许自由行走了。

过了不久，7月份康生那个“抢救运动”报告会在杨家岭举行，我还是去听了。我去听的时候就遇见张闻天农村工作调查团的另外两个人，他们是中央党委研究室的，一个叫雍文涛，我们很熟悉，当时还是自由进出的，我们还没有坐在一起。这个时候康生讲特务很多，要接受中央提出的教训，就是AB团，弄来弄去都是AB团。按照他这样的说法中央里特务多的很啊，都是特务了。

哪晓得回到单位之后我就失去自由了，有几个人看着，斗到最后，搞了一两个月我一寻思是国民党特务，没承认。交待什么地方加入的，谁派你来延安的，来延安干什么，人人都编，我也承认是国民党特务，但我绝不牵扯到别的人。一个字也没有。

延安人人都是个大作家。把整风、抢救运动写的东西加起来人人都有好几十万字，上百万字的都有，我也写了几十万字，干什么呢？骂自己。我有一条红线不能跨过，没有一个字涉及别人。

我共产党员就是要有个性、有胆量、有担当，不要害人。我承认我是特务什么都可以，但绝不害任何一个人。我是右派我自己认，但我绝不说人家一个字。要人人检举，搞的人人不讲道德，还叫共产党？大家都成了软体动物，那叫思想改造好了？很滑稽。

后来一个运动比一个运动厉害。为什么延安“抢救运动”，说人人是特务，这个教训还不接受呢。我就不懂了，完全不懂。为什么要自己搞自己呢，越搞越厉害呢？搞到除了自己之外就没有别人了，搞倒刘少奇、搞倒陶铸，周总理死前还要反复申辩，国民党登了周恩来脱离共产党启事时周已经到了中央苏区了，这是知道的嘛。还要整他，这干什么啊？而且还至死不放。

国民党的话讲，精诚团结。借用他的两个字，没有“精诚”，就没有“团结”，互相猜忌到这个程度，猜忌周恩来也不信，刘少奇也不信，只有我一个人了。只有江青可靠。这样，中国没有了，共产党也没有了，中国的正气道德全部败坏，彻底败坏，把我们后代也败坏了。败坏了什么呢？就是迫害人家，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，迫害人家求得上升。

所以你看一个人是不是人，你就看他是不是害人家，迫害人家、诬蔑人家。诬告人家使得自己上升。这样的人是最坏，最卑鄙的。我们现在做青年思想工作能够这样去做吗？

大学生报告人家的思想，有的人检讨了，说他报告了几个统统打成“右派”。把自己国内的人民变成互相监视，你报告我，我报告你。这个国家表面上看起来天天放炮，红旗招展，但全民的道德哪里去了，一个国家人民的道德水平一堕落，这个国家就不可挽救了。苏联就是这个样子。

我们再怎么样加强政治教育，再怎么样都不能够训练青年去监视人。这不叫做思想工作、革命工作，也不是党务工作，这叫做特务工作，这谁都知道的嘛。

特务工作我们绝对要在党内，在青年人范围内取消。这是毒害青年的心，这个工作不能干，绝对不能干。七十年代末我回人民出版社工作以后，还有一个同志，自动监视人家另外一个编辑社的女同志，未婚的女同志跟一个编辑社的主任下班之后长时间在办公室密谈，报告要整。我听到了哭笑不得。后来我就找几个女同志讲，这样的做法对吗？你们都是女同志，这个女同志三十几岁了，从农村上来，现在没有结婚，假设你的女儿，我的女儿或者我的妹妹这样，你什么心理？你紧张不紧张，紧张吧。这个情况之下，她下班之后跟那个编辑社主任谈一两个钟头有什么稀奇的，过去我们就要整。对报告消息的人好言安慰，对这一类事情恐怕要少管一点。到了那时，还以为盯人家梢是党性是进步。

我们养成了这种习惯，一个运动一个运动的来啊，就养成了以为对党的忠心就在于平时去监视别人，去报告别人，这个把我们的民族道德降低了，把我们广大青年精神思想迫害了，使得人成为了卑鄙的动物了。一个人一天到晚监视别人，你书读得再好有什么意思呢？你人格没有了嘛。

共产党要解放全人类，要解放劳苦大众，但是要特别注意别伤害人类的道德良心，没有道德良心的提高怎么算共产主义？假的。吃的好一点，穿的好一点就是共产主义？监视人，报告人得到提升，这不得了啊，现在这种情况还有吗？我说这是最可怕的。

谈陈伯达

《大师》：您写过“我一生愚鲁，如果说思想上、文字上受到些教育，还是离不开陈伯达、胡乔木两个人。”能否仔细谈谈？

曾彦修：1942年下半年起，延安的整风一面是读一些文章，这些叫整风文件，真正从头至尾读的也不见得有几个，很多都不起作用。

真正起很大作用的，是文件以外的陈伯达的几篇东西，那是真正起了作用。而且毛泽东威望的建立，跟陈伯达那几篇文章完全分不开。陈伯达有名的，《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。毛主席的文章叫做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。陈伯达读这本书写了一篇文章。

这好像是一篇普通文章，实际上是一篇重塑党史的文章。这个文章简单一句话，就是说党成立以来，唯一正确的是毛泽东。毛看到了农民独立革命的重要性，这样子一来，而不是在城市里面搞个罢工、罢课包括这些，我们这些年轻人别的不懂，这一点是懂得的。第二篇也是讲革命内部毛的军事斗争路线，方法均是对的。

中国的军阀都是一二十万人，少则几千，多则几万，二三十万，都有枪有炮的。城市里面知识分子开个会，贴个标语，工人罢个工。你要把他打倒打不倒。这点一说就通。完全靠有大量的革命武装，只有武装才能把他打倒。

加上斯大林在1927年，蒋介石反革命，他确实讲了一句话，中国的革命的特点，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。斯大林这句话讲的很经典。他看出来了，东方这么专制、落后，各种各样军事独裁的国家。你靠什么罢工，靠一个报纸，一个刊物，打不倒。

要打倒，只有超过他的军事力量才能打倒他。这一点，一比较，二十年代末，瞿秋白也好，李立三也好，一直到后来的王明、博古、张闻天也好，依靠什么？重点依靠示威，依靠罢工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

我们拼了命组织工人罢工，你真要罢起工来，损失很大，罢了两三天了，工人不一定愿意，还受损失。回来就说陈伯达这篇文章，一下子把我们提醒了，毛泽东是比人家高明得多，这句话对不对呢？应该说是对的，在这一点上，毛是比人高明。

他对中国的情况，比人家了解的深刻。北洋军阀、帝国主义、蒋介石不是一写文章、游行示威、贴标语打得倒的。没有这个（军事力量）打不倒。所以我们整风的时候，真正起大作用的不是那些东西，而是陈伯达那几篇文章。

这些文章不止两三篇。陈伯达相对的文字比人家写得好。解放以后就没有强调这几篇文章，什么原因呢？强调几篇文章不就会把陈伯达抬得太高了。所以不提了。

谁都不强调，但是谁心里都明白，从延安出来的，心里都明白，我们对毛泽东威望的坚固树立，是经过陈伯达这几篇文章。我们读了这些文章以后，才明白土地革命与打仗，还是毛泽东行。因此，毛泽东经过整风，在知识分子里面所建立的威信，是真实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