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大师》：1949年-1953年，您在广州工作4年多。当时南下干部的“使命”是什么？具体到华南分局宣传部，您主抓了哪些工作？

曾彦修：广州我是1949年的10月坐卡车进去的。在广州我基本上就是官僚，这倒不是客气，不是我想当官僚，我的任务就是官僚，宣传官僚。当时广州根据地的、地下的、香港回来的干部，已经相当强了。但是广东配备的干部是特别强，因为广东地处沿海，要求干部既要强又要多，广东的掌权干部基本上都是南下的。那里面什么人都有，老的，年轻的。所以基本上是配好的。

当时中共中央设立的华南分局，两广比较重要一些，毗邻港澳，问题要复杂一些。当时我是宣传部副部长。叶剑英、方方叫我在赣州郊外谈话，给我的任务就是先到《南方日报》去，当时领导进城了，要抓全面工作，电力厂、水厂这个东西要抓，公安局要抓，还有一个就是报馆要抓，每天要出报讲共产党。这些东西都有，这个城市基本上就好像正常的，今天没有电没有水这个城市就乱了，但是这么大一个城市，一张报纸都没有也不行。共产党是个什么样子，不通过报纸也有困难。所以一进城去，报纸的重要性是少不得的。

我来广州那几年的工作，是我一生当中成绩最小的。官当得好像比较大，实际上没干什么事情。我在《南方日报》开始是总编辑，后来叫社长，我的社长跟总编辑差不多，还是主管内容不管杂务。

1951年全国开展“打虎”运动，“三反”就是“反贪污、反浪费，反官僚主义”，贪污分子叫“老虎”，这些干部，南下的也好，本地的也好，香港回来的也好，不管你是多少年的共产党员，按上面急如星火的催迫，好像一下子都变成大老虎了，都变贪污犯了。

三反在广州是1952年春天的事情。那时我正带着土改工作团到云浮县，那个县当时穷得要死。我去了三四个月，城里面在打老虎我不知道，我是2月初离开广州的，《南方日报》是副社长杨奇同志在管。

杨奇同志是十六岁参加革命，广东的武装斗争也参加过几年，香港的地下工作也参加过，1941年抢救那些文化名人到广东也参加过，所以是一个年轻的、久经考验的干部，能干得不得了。他没有事情办不成的，样样比我高明的多。我跟他关系好得很。四五月间一个电报叫我立刻回广州，什么事情都不讲。我回到单位一问，什么事情？说杨奇等同志一下已经打了六七只、七八只老虎了，关在老虎洞里面。就是一间房子，叫老虎洞。

我问一个支部书记，南下的，广东人，也是老同志，人比较软。我说你参加打没有？他说我一点情况都不知道。我说打出那么多老虎，你是秘书长，又是支部书记，不问一下谁打的？他说，龙某打的，龙是当时是华南分局的副秘书长，秘书长是赵紫阳。认为我们这个单位有油水，就派他来打了七八只老虎摆在那个地方，急忙通知我回来。回来当天下午就见到了龙，他说老曾你回来了，这事交给你了，我走了。

看那个样子，我是根本不相信。然后，用后来的话讲叫冷处理，这个事情我根本没再问一个字。那些人，我一看，人家经过的考验比你多，人家冒险提着脑袋的时间比你长吧。要贪污这么一点钱干什么呢？如果都是这样的话，国民党是谁打倒的？他们全部参加打倒国民党多少年呀，我一看人家对革命的奉献比我大。那晚，我建议开支部大会，把杨奇同志请来，支部当然就清楚了，我们不能乱来。结果呢，我站起来说不出话就流眼泪，我说这个会，今天我建议就休会了。我说，没有别的事，今天请杨奇同志参加，就是因为杨奇同志这个事情还要从头调查。

那次参加支部大会的人，现在恐怕广州还有。恐怕这也是唯一的一次这样的支部大会。那个时候的几十、几百万元就相当于现在的几千、几万，就打成大老虎？我说发疯了，进城才一年，那些人就从人变成鬼了啊？所以我放在那不理。不理有一个好处，没有人再问了。不是说我当时处理得有多高明。还不够。我完全应该、而且也有权让他们仍然继续去工作。我把他们请回来工作也没人管。

到了秋天，开一个什么大会，叫宽严大会。专门处理两个人，一个是华南革大的副校长，原来中央苏区受批评的那个正确的罗明路线的主要代表人。罗明长期在路上生病了，离开队伍去治病，解放后他回广州，被任命为华南革命大学的副校长。校长是叶剑英。因此这个副校长的地位很高，他也被打成老虎了。因为不打则已，要打就打当地大名人。登了报，黑字通栏标题。

我们这个杨奇副社长也是黑字通栏，登了标题。而后来是宣布他们两个从宽处理，含含糊糊，就是完全不是。就是含含糊糊。在三反运动当中我没有乱搞。

在1952年云浮土改，我是带一个工作团，是2月去的，九百人，我是工作团团长。一些著名的作家、画家像关山月、陈残云都参加了。

土改搞了两三个月，就是中南局邓子恢特别强调的，叫做“访贫问苦、扎根串联”。到农村去，专门找那些鳏寡孤独的残疾者，这些人当然是社会最下层，但是在土改当中，他们是游离在外面的，他们起不了什么作用，但是我们就是非靠他们不可。

我以为，这根本从头就是错误的。在解放战争时就是错，后来刘少奇又抓这个，搞了半天，十几个人搞了两三个月，有些女同志专门给孤老奶奶做饭，挑水、洗衣服。这样，搞两三个月还是这样子。工作队怕人家看见。怕地主的狗腿子看见，就这样工作队到一个地方搞两三个月上来，都是这样，动也不动。

结果，我、县委书记，从老根据地，山东、东北调到广东，还有一个参加过很多土改的华北老干部，我们三个在县上领导觉得，这样搞下去，搞上三年也不行。后来我们请陈残云等几个工作队的骨干一起讨论了几天，我说全部推翻这一套，绝对推翻，不要了。

我们工作队到农村就是一个战斗队，一去就大肆宣传，不是埋头扎根串联、访贫问苦，几个月不敢见人，就是大张旗鼓开村民大会，宣布若干条规定。鳏寡孤独的人要照顾是对的，工作依靠对象不是他们，工作对象搞错了。全部搞错了。这是我们两三个月的实践。

我说现在变成了工作队提心吊胆，看后面有没有尾巴跟着，才敢走一步。尾巴就是指地主的走狗。我说这不是反了嘛，应该是工作队一去，农村的这些坏人，是他们怕我们嘛。我说要彻底的变守势为攻势，村庄比较大一些，我说每个工作队要设置一个小公安局长，身体好的，又高又大的男同志，他的任务就是一天到晚找那些（怀疑可能是）坏人，要他们怕我们，而不是我们怕他们，形势必须如此，我们不是下去做秘密工作。

这样一来局面就变了，变成可能的敌人怕我们，而不是我们怕见人。这事大家都。我说就是这样：根本改变从守势变成攻势，变被动为主动，变秘密为公开。从不敢见人，变成公开的、完全大量的接近群众。从怕被坏人监视我们，变成我们监视可能是坏人的人。完全不同，他们都同意，这件事是我在广州土改当中干的一件重要的事，完全打破上级严令。把传统的做法完全推翻。到现在我认为过去那些扎根串联，到了文革之前，1962年、1963年，刘少奇还在坚持这一套，还在支持他的夫人王光美，全国学习。不管刘少奇、王光美在文革当中受到多么重大的迫害，这一点我们当然是绝对同情的。但是他这个工作方式是完全错误的。中国8亿人口，共产党这么大，他怎么跑到农村去偷偷摸摸的，开玩笑的做法。解放初期又不是地下党，到了1962年，1963年还要做地下党，把这些东西命令全国，到全国做报告，都要照那样办。就是几十年一贯制了。群众怕国民党反攻大陆，那么我们偷偷摸摸的工作，正好说明你工作队也是怕蒋介石反攻大陆的，所以我们去就必须要去宣传，蒋介石回不来了，要把群众的害怕心理解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