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大师》：请谈谈反右运动时的人民出版社。

曾彦修：反右派在人民出版社确是一场十分可怕的天祸。当时我是“肃反”一年后又转为反右派五人小组的组长。反右派闹起来以后，我们单位，当然要号召，要动员学习文件这一套。闹得是轰轰烈烈，楼上楼下大院子贴满了大字报，什么事儿？其实什么事也没有。

到现在为止，我还在想，从头到尾，好像人民出版社关于提意见，没有一张是我和王子野的。即使有啊，对王有质疑，希望你做事情决断，决心要下得快一点。对我也差不多，说我怕事，胆子小。

我们有两个工作人员，小事情闹得很厉害，天翻地覆，楼上楼下，基本上墙上大字报贴满了，其实真是鸡毛蒜皮。整风以后，非响应不可。不但单位没有大字报不行，作为个人你不写也不行的。大家都要写，哪个不写也不行。始终不写的也有，戴文葆、王以铸他们就始终没写，一张都没有写过。贴的全是莫名其妙的问题。其中有两个突出的问题，“赵王事件”。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出版部主任，姓赵，他是抗日战争前参加革命工作的，非常认真，但是非常倔强，他批评下面的人也很严格，得罪的人也不少。突然间闹得天翻地覆了，一个女同志出了一个大字报，说他找她谈话的时候语言性的性侵犯。那个时候落后得很，群众一样落后，在男女问题上成了绝对封闭。

这件事闹得天翻地覆了，这个同志我找他谈了两次话，说这个事情没有什么了不得。确实有，你写一张大字报表示道歉，就行了。我说，我会保证，按照党规党纪，这个事情你是不会受任何党纪的处分的。

另一件事，是我们那个人事科长，他修改过他的经历表格，把入党的时间提前了几年。这表格是不同的时间填的，在同一个字，比如说1950年，改成1955年，统统都是这个字，0变5吗？这个事情是我发现的，怎么会发现呢？当时规定，肃反运动以后，参加或列席五人小组会议的人，每个人要做一个鉴定。

大家就奇怪，你不同的时间填的表，怎么在同一个字上写错呢？而且共产党对这件事严格得很，表格上党龄这个问题写错了，当然作废。你再找一张纸填就行了，即使不是另外找一张纸填，这个字改了，单位一定要盖章，说没有纸了，没有表格了，这个修改是算数的。

我们秘书长找他谈话，就把他从人事科调进另外一个科工作，暂时没有改变他的科长职务。这样一来，这个事情的大字报更多。说我优柔寡断、姑息养奸之类。也根本没有提到整风的问题。什么中央提出来的“反官僚主义”反什么主义，还要对上级提意见，一个字都没有。当时一个单位有一个黑板报，是党支部领导的。当时它也不听党支部的话了。

黑板报一个编辑来找我谈话，我说你要谈什么？他说你看现在人民出版社整风运动怎么样？我说闹了两个月，没有闹出名堂来，啥事情也没有？我星期天来访问你，谈一下好吗？我说，好啊，有什么不可以。我是想大而化之，离开具体问题去谈，不就应付过去了。所以我就谈的大而化之，我就从最抽象的讲起，说一个政党也好，不管过去怎样，得到政权以后如果不及时总结前朝的经验，确实是容易出事情的，要出很多问题的。

我说蒋介石就是这样，1928年他取得了全国政权，把封建军阀大多数打垮了，基本上还是拥护他的为主，他就不好好搞，镇压革命运动，镇压进步的学生运动，“九一八”日本人侵略他也不抵抗。直到三四、三五年，人民已经要打倒国民党、打倒蒋介石，内部也反对他。我又引了两句诗，这两句问题更大，我当时没有什么意思，我说杜甫有两句诗，叫“在山泉水清，出山泉水浊”。我特别声明，我们共产党，在山泉水是清的，出山以后泉水还是清的，不过好像没有在山沟里的泉水那么清了。这些经我看过，黑板报全弄出来了。一千多字，这一下，像原子弹立刻传开了。

那个时候，各个单位的领导这样发表意见，简直是石破天惊。第二天，各处几百人就来看这个东西。我就有点奇怪，究竟是好奇还是怎么样？我这是应付，不得不空对空讲几句呀。但上面知道了，好几天每天都几百人来看，我晓得这回恐怕老命不保了。

宣传部把我这谈话的全文印上《宣教动态》。《宣教动态》当时登一些著名人物整风时的讲话。一登上去，我就知道，这个事情上面已经有结论了。右派已经挂上号了，下面只要反右派了。

这以后又拖了相当一段时间，我仍是五人反右小组组长。毛写的一些内部指示，我统统都看了。现在绝大多数都已经公开了。但是我看见的，我记得清清楚楚的还有一个，到现在为止未见到过。说这些右派分子都是吃人的狼，我们把这些狼的脊梁统统打断。其中一批人，要把他们祖宗三代的丑事，统统揭出来。具体还讲了龙某。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见，但是造谣我造不出来。当然，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要被打断脊骨的分子。

然后有一天早晨，我从后门去上班。一进门，不得了。满院满墙打倒右派分子曾彦修，大字报，标语、口号都贴满了。标语的字直径一米，比“文革”时还大。什么时候贴的我全不知道，到现在我也不知道。后来知道，早上新华社已经广播了新闻，我的全国新闻照片到处都是。

以后开我的批判会，不大批判得起来。因为没有材料，下午两点才开，把人集合起来，叫口号叫了半天，然后你一个人发言，发言完了又叫了半天口号，不到五点就散了，真正开会的时间不到一个钟头。这种会怎么开得起来，没有什么事情好揭露。但我知道我这个批判没有半年是不会收的。讲什么？

我这个专案小组长大概是陈原。陈原是解放初期的共产党，老进步分子，陈原是个学者型的人，但是新党员。这两种身份来做我的专案组长，肯定不是追查历史，若是，陈原怎么能够追查呢？另外，肯定也不是追查什么“现行”。于是我就每两个礼拜写一次交代，检讨。

交代什么呢？没有事实好交代，一句话都没有。因为我当编辑，知道点历史上的第二国际，第二国际那些头，有一些什么思想，什么主张。于是我就说，第二国际头目的那些观点我都有。其实那才真是胡说八道。

第二国际被认为是反革命的。第二国际的那些人有什么，我说我统统有。我有这个思想，还比较严重，所以每一次这样交代好几千字，这好几千字，批判会这些人都要去看。看了要研究，要消化，还要现场发言。所以变成我出题目的，大家做文章。两个礼拜一定开一次会，所以才可以拖半年多。

所以人民出版社反右派，是在反了我的右派之后才开始反的。我是提前反。提前反之后，所有的批判文章、大字报、电影，我至今未看过一个字。

如果我现在把这些人的名字弄出来，不是我的面子下不去，是发言的人面子下不去，等于是出他的丑。中国很多运动都是这样，被批判的现在不怕，你拿出来好了。你批判人的全部拿出来，没人敢。像文化大革命。批俞平伯《红楼梦研究》、批胡适、批胡风，反右派……均是如此。批人文章现在无一人敢拿出来。这十几年有一批致力于恢复毛泽东路线者，十年以后不知道将如何对待他们的文章？那些发言是经过动员的，反复去动员，人家也是逼迫这样，哪个是自愿的啊。反右派就是这样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