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 屏 版
郴[郴，读音作chēn(ㄔㄣ)]
姓氏渊源：
单一渊源：源于芈姓，出自秦、汉之交的西楚君主楚怀王熊心(芈心)，属于以都邑名称为氏。
在秦、汉之交，前楚怀王熊怀之孙、后楚怀王熊心是个昙花一现的人物，但他的真实历史作用却是不能抹煞的。
项羽在汉元年分封前声称：“天下初发难时，假立诸侯后以伐秦。然身被坚执锐首事，暴露于野三年，灭秦定天下者，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。”这，就把楚怀王熊心的作用一笔勾销了，但那却不是历史事实。
战国末期，秦始皇灭了楚国后，王室贵胄熊心流亡在民间，凄凄惨惨地靠为别人牧羊生活。秦二世元年(公元前209年)，项梁率起义军渡江西进，在闻知陈胜已经牺牲后，便听从谋臣范增的计谋，派人千方百计地找到了熊心，拥立他为楚怀王，建都于盱台(今江苏盱眙)。由此，将天下抗秦力量都聚拢了起来。
楚怀王熊心，早先只是被项梁作为幌子供养在远离战火之处。西楚政权的军政大权实际上全部集中于项梁一身。在项梁战败死难后，楚怀王迅即挺身而出，承担了西楚的军事政治重任。熊心果断地将都城迁到了彭城(今江苏徐州)，夺取了项羽、吕臣的兵权，改用宋义为上将军。
司马迁在评论怀王心这一举动时说：“怀王心见项梁军破，恐，徙盱台都彭城。”事实上，比起先前的西楚都城盱台(今江苏盱眙)来说，彭城(今江苏徐州)要更靠近抗秦战事前线。因此，楚怀王迁都于彭，似乎无论如何也与“恐”没关系。反倒是刘邦、项羽等诸多将领倒是在知道项梁败死后，“恐”而纷纷从前线撤退到后方。而正因为楚怀王的出掌大权，才真正使得反秦大业逐步走上胜利之途。
经过项梁大败之后，楚怀王所接手的西楚政权已经大不如前。在这种颓势面前，楚怀王果断地安排了两路人马：一为援赵，一为攻秦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，楚怀王为这两路人马安排了最合适的人选——坚韧不拔的刘邦率弱旅攻秦，刚猛无俦的项羽随主力救赵，并且坚决地制止了项羽愿随刘邦攻秦的妄动。
这种人事安排至关重要。假如把那两个角色颠倒一下，恐怕两路俱不得奏功，那么，中国的历史恐怕就要重写了。所以本书认为，楚怀王的历史功绩至少有两点：其一是消除了西楚政权因权力真空而产生内閧的危机，其二则是部署了正确的灭秦大计。后世人将灭秦的功劳都归结到刘邦、项羽名下，却只字不提及楚怀王的历史功绩，这恐怕是有失偏颇的。
实际上，楚怀王还颇硬气，能主持公道。在刘邦大破咸阳，而天下之权已经集于项羽之手的时候，他还敢独出明确晓喻：“分封亦按先约，先入关中者王之！”意即将王享关中的荣耀归于刘邦。然而，他也就是因此而触发了项羽的杀机。公元前205年，项羽表面上尊熊心为义帝，假惺惺地让熊心徙都到长沙去，暗中却命令手下亲信大将英布将其追杀于郴县(今湖南郴州，以依郴江而名)。从楚怀王的悲惨结局不难想见，在项羽势力极度膨胀的当时，要做出那样“公道”的决定，需要何等的勇气和魄力！
因此，在日后刘邦击项羽时，就有了以讨伐“弑逆怀王”的出师口实。在刘邦历数项羽的“十大罪状”中，竟然有六条皆与楚怀王有关。在中原战火熄灭并讨平天下后，汉高祖刘邦便立即下诏曰：“楚地已定，义帝亡后，欲存恤楚众，以定其主。齐王信习楚风俗，更立为楚王。”这，比之刘邦日后为陈胜等无后先贤“定守冢人户”之举措来说，他心目中早年旧主楚怀王的地位要高出其他众人甚多——这或许与楚怀王熊心的历史功绩是相匹称的。
在史籍《通志·氏族略六》中记载：“怀王孙心，都郴，其后遂为郴氏。”而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则明言：“怀王心无后”。虽然楚怀王根本就未能到达即定的新都城长沙，在今湖南郴州即被杀害了，但历史上却很快就如密霖涌笋般出现了郴氏一族，而且还是“王身为都，以都邑为氏”——这种由“无后”而“有群后”的结局，亦或是出自汉高祖刘邦的精心安排，亦或是出自同情和爱戴楚怀王的人们悼念其亡故之地而“取王故亡地为氏”的结果。
据史籍《史记集解》引汉朝名家文颖的话说：“郴县有义帝冢，岁时常祠不绝。”文颖是汉朝末期的人物，果如其言，则对楚怀王的祀祭实际上完整地持续了两汉的全历程。但在汉朝史家巨摩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，却没有为楚怀王熊心专门立传，这个“失误”使他在后世一直就颇受非议。清朝学者赵翼的评论最具代表性，他说：“《史记》不立楚怀王心传，殊为缺笔。陈涉已世家矣，项羽已本纪矣，心虽起牧羊，然汉高、项羽尝北而事之；汉高之入关，实奉其命。”
由此看来，刘汉皇室对楚怀王的盖世奇功是相当尊崇的，这虽然不能回避刘氏对楚怀王“先入关中者王之”之谕的感激之怀在起诺大作用，但毕竟为历史保留了真正属实的一笔。
据如上历史记载，郴氏，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化的结果。本书实在无法考证郴氏是源自何者，只好暂时先将其归源于芈姓熊氏的楚怀王熊心，并隶属于居邑名称。